谈到新中国前30年存在的温饱问题，一种观点认为，这30年人口数量大幅度的增加，同时人均寿命也增长明显，人要吃不饱，怎么会能生能养还能活的久，因此说温饱问题没解决是谣言。

  我国在传统农业社会中，多子多福的观念，以及农业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，会推动高生育率，这种高生育率的社会惯性，延续几千年，这与温饱是否完全解决无必然联系。

  上图能够准确的看出，世界生育率最高的国家排名，排在前面的都是穷国，甚至在当今还存在饥饿威胁，越穷越生，是有数据支撑的。即使在灾荒不断，战争不断的解放前，去掉灾荒战争引起的大量人口减少，民国时期人口依然增加一亿多。

  生下来还能养的起，这确实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，虽然计划经济时期的统购统销、人民公社制度导致粮食分配效率低下，部分农村地区一直处在“够吃半年，饿半年”的状态，但是保证了每个人都有基本的兜底粮食供给，不管是城镇户口的粮本定额供应，还是农村360斤基本口粮保证，不能吃得饱，但是维持了热量基本生存需求。

  能生能养，前面已经分析过了，不能证明温饱问题已解决，有人说人均寿命增加是最有力的证据。

  温饱问题的核心是生存底线，若完全没有办法解决温饱（如长期饥饿），死亡率会显著上升；但若温饱处于“勉强维持生存”的水平（如热量达标但营养不足），可能不会直接引发大规模死亡，但会引发慢性健康问题（如免疫力低下、发育迟缓）。

  新中国前30年医疗进步直接降低死亡率，疫苗、抗生素、消毒措施和妇幼保健的普及，大幅度减少了传染病、新生儿破伤风、产褥热等致死原因。1950年代中国推广新法接生，使孕产妇死亡率从1500/10万降至100/10万以下，这与粮食供应无直接关联。

  营养不良导致的免疫力低下、慢性病等可能缩短个体寿命，但在统计上被婴幼儿死亡率一下子就下降的数据掩盖。例如，婴儿死亡率从200‰（1949年前）降至40‰（1970年代），直接拉高人均寿命。

  国际比较来看，印度独立后（1947年）人均寿命41岁，1980年升至54岁，同期其粮食问题改善有限，但通过推广疫苗、抗生素实现了寿命增长。

  撒哈拉以南非洲部分国家人均寿命从1950年代35岁升至目前60岁以上，但仍有数亿人营养不良，再次证明医疗（如抗疟疾药、艾滋病治疗）是关键。

  温饱“底线维持”与“营养充足”有明显区别，统购统销与粮票制度保障了最低热量，但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长期匮乏（1978年中国人均肉消费量仅9公斤，1990年达20公斤）。

  民众可能“饿不死”，但普遍营养不良，寿命增长但体质未同步改善。 一个明显的例子，就是身高。

  1949-1978年（计划经济时期），受限于粮食短缺和营养不良，身高增长缓慢，1950年代出生的男性平均身高约165-166厘米，女性约154-155厘米。

  1978-2000年（改革开放初期），营养条件改善，身高增速加快。2000年城市青少年（18岁）男性平均身高约170厘米，女性约158厘米。

  2000年至今身高进入迅速增加阶段，2020年城市18岁男性平均身高约175.3厘米，女性163.5厘米，农村地区差距逐步缩小。

  寿命统计不反映生活品质，人均寿命是“平均预期生存年限”，无法体现民众是否健康或有尊严地生活。例如，三年困难时期部分幸存者因长期饥饿留下后遗症，但其存活仍会计入寿命统计。

  医疗延长寿命，温饱改善生命质量，医疗进步让很多人活到老年，而温饱解决后（如1980年代后），老年人因营养充足更少罹患骨质疏松、肌少症等疾病，寿命进一步延长至75岁以上（2000年）。

  人均寿命增长主要源于医疗进步直接降低死亡率，而非温饱问题的解决。1950-1970年代中国通过疫苗和妇幼保健使婴儿死亡率下降70%，这直接拉高了人均寿命，但同期民众营养水平仍极低。温饱问题解决（1980年代后）确实逐步提升了健康水平，但此前寿命增长的关键推手是医疗，而非粮食充足。就像今天的非洲，许多国家人均寿命提高但仍面临饥荒，可见医疗与温饱对寿命的影响是相对独立的。

  当时宣传中国以不到世界7%的土地养活了超过世界20%的人口，对这个说法很不认同，他说“养活”有各式各样的养活，糠菜半年粮是养活，丰衣足食、营养充足也是养活，现在我国农民养活自己的水平太低了。

  因此，用前30年人口增长和寿命增加来证明温饱问题不存在，是站不住脚的，但这并不是抹黑前30年的伟大成就，在保证十亿人民最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，医疗卫生事业让人均寿命大幅度的增加，同样是了不起的伟大成就。